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首页  学院概况  组织机构  师资队伍  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  党建工作  合作交流  美丽的学院  视频资源  区重点基地 
站内搜索:
 
   
 
 
  学院动态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院动态 > 正文
 
【我的援疆故事】化作漫天繁星,与西部外语教师一路同行
2020年07月10日 21:32      浏览:

作者:侯俊霞   中组部第九批援疆干部、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我和边疆有缘吧。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成为科技英语系第一届本科生。大学毕业后申请到内蒙古兴安盟工作了六年。2012年在英国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工作,两年前转业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有幸参加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团队对口支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工作。半年的支教经历,让我喜欢上了新疆。在克拉玛依那个零下23度,12级大风加沙尘暴的地方,被校区各位老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们因为从事教师这一职业而满足,因为从事教育这一事业而自豪。所以,当学校再次选派我到新疆大学工作时,作为一名转业军人,能够履行“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十分激动。

    从接到通知到上飞机只有五天时间,交接工作安顿家人整理行李,中间有72小时没合眼。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激动,冥冥之中感觉可以为边疆外语教育发展做些什么。


援疆接力是对口支援最坚实的保障

    来到新疆大学,学校组织援疆干部去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参观。看到地窝子里一床床叠成豆腐块的绿军被,补丁摞补丁的绿军装,让刚刚离开部队的我激动万分,突然意识到援疆是我回到地方领到的第一项任务,也是军旅生涯送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我在王震将军塑像前敬了个军礼,前来报到,与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直接就地转业的战友一起建设新疆。


    之后,我去拜访了北外校友沙广辉老师。沙老师上个世纪50年代毕业入疆支边,70年代初自治区在新疆大学创办英语专业,他与孙椿毓、曹祥慧、洪雪青和高登章四位北外同学一起从新疆各地来到新疆大学,在外语系任教直至退休。

    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沙老师平静地讲述了他与老伴儿在新疆大学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

   “孩子们问怎么没为他们想想?我们那个时候脑子里就没那根弦。1958年外交部下了文,要把我老伴儿调回北京,到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两年。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带回老家给奶奶带,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新疆了。那个时候要想走,最干脆利索了,人走了,户口带走了。那个时候正是和印度、巴基斯坦勘界最紧张的时候,苏联老大哥也和咱们闹翻了,利用侨民闹事。我老伴儿毕业一天都没有停,就从北京直接回到新疆了。现在想起来我们脑子里就没有那种三心二意的想法。”

    两位校友承担过新疆侨务以及原中苏、中印、中巴、中阿边界问题的调查研究等任务,对祖国的外事工作有着深深的眷恋。1972年10月8日,新疆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了外交部部长的报告,建议新疆政府尽快培养本地区懂英语的外事干部,为开放乌鲁木齐作为国际航线做准备。

   “当时中央派不来人,地方政府瘫痪了,就硬把我们从外事岗位上调过来。我们真舍不得。我当时负责和田地区的外事工作,到自治区开了个会,就接受这个任务了,回去交接了工作,就来了。培养人才也是外事工作的一部分吧,都很需要,都很紧迫,意义都一样。总理那个时候一直让我们为当地培养懂英语的少数民族人才。”

    带着总理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夫妇二人到新疆大学安心治学教书育人。

“我的老伴儿就是在工作岗位上累倒的。我有个主任的帽子,工作都是我来安排。她的工作量最大,一个学期最多开过三门课,非常认真,白天黑夜备课,一天都没有休息,就这样把身体累垮了,我很歉疚,对不起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工作她不做,我就不放心。”

离别时,沙老非要家人扶着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拄着拐杖送我到门口。之后还打电话过来,说谢谢昨天去看他,约我有时间再去家里说说话。还说他只顾自己说话了,忘了对我说一声谢谢,说我能到新疆来工作是对他们这一辈人工作的支持和承认。我的眼泪刷得掉了下来,想想五十年代进疆的他们,长眠在天山脚下的亲人,扎根在新疆的儿孙们,我的工作渺若尘土。

2018年来新疆工作时认为援疆只是因为西部高等教育落后,需要东部高校来协同。两年过去了,我对援疆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教育的范畴,兴疆固边,长治久安的意义更加凸显。在这里我慢慢感受到北外新大两校的红色基因融为一体,使得新疆大学不再是新疆的大学。援疆是一场接力赛,能跑其中一棒无上荣耀。


全程陪伴是队伍建设最深情的告白

接过接力棒,我在想:我能做些什么呢?这样的接力赛何时可以到达终点呢?我跑起来如何更轻松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开展参与式观察,进行深入访谈,分析全院人员结构。一个月下来,心里沉甸甸的。

全院平均年龄41岁,男女比例近1:5,博士比例仅15%,海外学习经历人数也仅占27.4%。专任教师中,讲师比例占到了68%,面临学历提升和职称晋升的双重压力。每位老师要和大概10位同学结成对子,每个月开展4次以上“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简称“321”)。通过进食堂、进宿舍、进教室以及定期与家长联系等方式,全面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家庭情况。除此之外,老师们有的要到南疆结亲,有的要去喀什支教,有的要去幼儿园普及国家通用语言,还有的要到内地做少数民族学生辅导员工作。全院当时在南疆参加深度扶贫工作的就有6位老师。在岗人数不到70人的公共英语团队要承担全校近万名本科生(其中三分之一的学生英语基础几乎为零)以及2000多名研究生的公共英语授课任务。老师们不敢生病,病一个,就得找四、五个老师来顶课。

我来的那个学期,学校加快了“双一流”的建设步伐,马上要进行绩效考核改革,对教师的科研能力提升有明确的要求。这些外语老师上有老,下有小。留校时,都是班里的佼佼者;留校后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课教学任务,科研一直都离很多人很远。一位老师说自己是“三无”产品:无方向、无方法、无成果。我的心里一揪。

面对这样一支队伍,我深吸了一口气,想起读军校时参加环院赛,战友们把我放在方队中间,确保我不被落下的情境。现在还能记得在跑过计算机系门前那个大坡时,他们齐声高喊:“侯俊霞,加油!”我想上了战场,他们也会把我扛下来吧。在双一流建设的奔跑中,我们不应该也不会把任何一位老师落下。在对老师考核的同时,是不是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关心学生有“321”,关爱老师也要有“321”,建立校、院、系三级服务体系,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提供支撑,构建一个教师共同发展的平台。他们是新大这个大家庭的一员,理应与我们一路同行。

一个月后,我以“一封邀请信”为题,为全院教师分享自己的调研结果,与大家一同分析面临的问题,找到制约教师发展的原因,树立迎接挑战的信心。之后,开始组织“外语教师行动研究工作坊”,帮助教师聚焦教学中的困惑,提出研究问题,搭建研究团队,将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制定研究计划,明确研究任务。

来自英语专业、俄语专业和大学英语团队的五十多名老师,从不同的视角,对研究题目进行剖析,相互提问,给出建议,眼看着一个教师发展共同体慢慢建立。我们的群名是“一路同行”,期待一年间,一同体验教育研究的全过程,在改进教学的同时,收获科研成果,突破教师发展瓶颈。

    就这样,我在新疆开始了与西部外语教师一路同行之旅。

一年来,工作坊以教师的教研能力发展需求为牵引,专家指导为支撑,积极推进各个研究小组正在进行的项目,有重点、分阶段进行知识输入和研究指导。通过合作任务,构建学术发展实践共同体,体验合作研究的乐趣,找到研究的意义,增强从事科研的自信心和作为一名外语教师的自豪感。

工作坊之初,许多老师抱着向专家进行请教的态度而来,总是希望能“学”到许多东西。受地域的限制,每期邀请专家教授现场授课遇到很大困难。我开始将眼光瞄准学院每一位教师,发掘团队每位老师的闪光点,邀请他们来做分享。

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20余名老师纷纷将博士课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发给了我,便于规划下一步工作坊分享内容。这些老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突破了教师发展的瓶颈,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了自己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可以享受自己的小幸福。但是他们在学成归来后,没有忘记学院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全力支持他们脱产攻读博士学位。一个平台的搭建,是几代人默默奉献甘为人梯的结果。在享受平台带给我们的资源和机会的时候,没有忘记一个学者的责任,为所在共同体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小牛”带“小白”的模式,不仅有效地发挥了高学历人才在团队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团队的内生动力。

每一次工作坊开始之前需要多次讨论,从选题到最后呈现,大家慢慢结成学术发展的实践共同体。这里没有所谓的“专家”,一线教师站在了舞台的中央,在平等的讨论中,在反思教学的同时,体验成就感,慢慢成为专家型教师。这样的设计理念得到一线教师的认可。很喜欢孙上鹦老师在做完分享后的感悟:“‘教师工作坊’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很谦虚和渺小,像是由几名老师凑成的一个‘小作坊’,但正是因为她没有所谓可望不可及的招牌,也没有名人的题词,有的只是一群充满智慧、踏实肯干、热血与温情的老师,在疲于奔命、坚守各自岗位的同时,还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更多的同仁去奉献视听盛宴,将毅然前行的优秀个体凝滴成海。给我们踟蹰前行的青年教师指明教师个人发展的方向,给我们这群在孤帆远影中苦思冥想的学者一个温暖的家。”

每一期工作坊老师们都竭尽全力,积极参加。在新疆,目前的安定局面来之不易,接下来的社会稳定和发展需要更多投入。每个家庭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所以,能挤出一天半的时间用来做研究,对于每周近二十节课的大学英语老师来说已经十分奢侈。能来的老师全神贯注地听讲,不停地问问题,每次都让我感动。

“每一次工作坊从未缺席,舍不得错过一个字,一句话”,公共英语一系童涛老师说:“一期接一期的工作坊,是和老师们的从去年秋季走到今年春季的一场又一场的约定,一诺千金,我们不见不散;更是老师们久旱逢甘霖的一种满足与欣喜:在用心聆听同事们无私分享的过程中,触类旁通,对照反思。每一期,都聚焦一个主题,分享者们言之有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聆听者们凝神静气享用精神大餐,学术盛宴!思考问题,聚焦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在行动!”

    体会到教师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不易,我开始让自己八岁的女儿萱萱做工作坊的小助手。在妈妈们进行工作坊的同时,萱萱在旁边的教室组织读书会,带着弟弟妹妹们阅读。萱萱是我的援疆小伙伴,从北京转到乌鲁木齐来借读,能与各族小朋友一同学习是她人生一笔宝贵经历。也希望她能够理解我们在北京享有的一切不是理所应得的,要尽自己的力量为边疆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在这里开展行动研究构建教师学术发展共同体,已经一年半了。经过多轮行动方案的评估和修改,目前进入了最具挑战的阶段,帮助一线教师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文,与更大的学术共同体分享。我鼓励各个研究小组共同申报自治区教改课题,与老师一同吃住在办公室。有一天凌晨三点我们吃粉丝没有叉子,用了剪刀。后来想想,只要肯动脑筋,没有做不成的事。


在带领老师开展实证研究,搜集数据,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将教师按照主题组成一个个硬核小组,全程陪同。硬核小组成员张燕老师2010年硕士毕业后十年间没有做科研,在抚养不到三岁的双胞胎儿子的同时,承担了繁重的公共英语教学任务。疫情开始之后的第一次线上工作坊,张燕成为了主讲嘉宾。“我不曾想到工作坊之后,居然被要求把工作坊分享的内容写成论文,冲着核心期刊发表的标准。这,真的是被你‘套住了’。更加不忍心拒绝你,只好硬着头皮和她一起往前走。所以,当压力来袭又不好意思退却的时候,就想着不然尝试着点点我那么一丢丢的小火星吧,看看能不能死灰复燃。”在教师发展队伍建设方面,适时的“煽风点火”是必要的,让团队成员看到共同的愿景,体验到团队的力量,就会结伴同行,一路向前。

事实证明,这样的团队是靠谱的。疫情开始之后,新疆大学首次通过网络直播形式开始授课,外语教师在信息素养、课程设计、角色转换等方面面临突出问题。为了实现“同质等效”授课效果,我和团队成员将行动研究工作坊搬到了线上,通过腾讯会议和雨课堂等手段针对直播教学中的互动设计、环节监管、课程思政、在线测试和金课建设等展开系列专题讨论,吸引了新疆、西藏、青海、河南、湖南、以及北上广深等高校的教师上千人次一同对教学实践展开反思,为抗“疫”做出高校教师应尽的一份力量。


实现梦想是人才培养最长久的目标

    在工作坊开展过程中,多次听到老师提到学校每年有近千名学生英语不及格。怎么会这样?双一流高校不应该呀。为了寻找答案,我从2019级新生入学开始,为42名少数民族同学讲授基础英语,希望以一个班为窗口了解新疆英语教学现状,探索英语教学规律。

当时第一项挑战是记住每位同学的名字,为了免做俯卧撑,手写了姓名牌。通过大量课堂交互和课后访谈,尽快熟悉每位同学的外语学习水平和需求,调整授课进度。我发现虽然都是双语生,学生的英语水平的差异很大。进一步沟通后,才明白即使在新疆,地区间教育水平的不平衡和教育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也很突出。在城市就读的同学如姑丽米热从初一开始学习英语,高考成绩83分;在农村中学就读的同学如热孜万,初中开始有英语课,但是没有专门的英语老师,直到高考前才由支教的体育老师教了一些字母,高考成绩36分。热孜万告诉我:“老师,其实我很喜欢英语。小时候看小黄人动画片,很喜欢。听那个声音,不知道意思,就是喜欢那个声音。第一次接触英语就喜欢上了。初中晚自习去找一个数学老师学了几天英语,后来老师转走了,没人教我了。”她笑着,眼睛有点儿红。我那个时候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珍惜每一堂英语课,才明白为什么她的书上密密麻麻做满了笔记,才明白为什么每次课上看到她眼睛总是亮亮的。


之后,我一方面通过增加晚自习给热孜万等学生补习基础知识,一方面周末在图书馆组织学术沙龙,为英语水平较高的同学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战友们看到我发的朋友圈,捐资买了一批二手笔记本电脑寄到新疆,再三强调,不要提他们的名字。看到艾斯卡尔因为父亲病逝要休学照顾母亲的消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与我联系想要承担他的学费和生活费。自从开始分享我的援疆经历后,经常能收到这样的信息,暖暖的。


     今年寒假我本来做好了要到42名同学家里走访的计划,疫情突发,留在了乌鲁木齐。直播教学开始后,我发现教育中的不平等更加凸显。一些北疆的学生需要边给牛羊喂草,边听课;一些南疆的学生开麦回答问题时,屋里乱乱的,因为冬天取暖,全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之后采访一些学生才知道他们需要看店,看弟弟妹妹,帮家里干农活,很难专心学习。最后一节课,我请班上的同学给20年之后的自己写一段话,用意是让大家记住自己的梦想,规划好自己的时间。许多学生提到他们要过英语四级、六级、考研、留学、创业或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我一方面为他们有自己的梦想而高兴,一方面也十分清楚英语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未来发展的一块短板。作为一名外语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为他们和“未来的他们”做些什么。

援疆期间,我应邀到新疆艺术学院、新疆教育学院、青海师范大学等单位为教师和学生做学术能力提升工作坊。在为新疆2019“国培项目”小学英语骨干教师做培训时,帮助34名南北疆小学英语教师成立了“初心”、“彩虹”、“阳光”、“星际”和“宇宙”五个小组针对学习成绩两极分化、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课后不做作业等问题制定了行动研究方案。在分享中也了解了这些老师的不易。自治区为每所小学设立了英语教师编制,但是因为师资紧缺,许多教师要承担8个班的授课任务,每周24节课。课后还要在作业群里检查督促学生打卡完成情况。南疆许多孩子的家长还没有意识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老师们要通过家访一一沟通。谈起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贾老师一度落泪。我过去抱了她好一会儿。那一刻我意识到英语教师是一个大大的共同体。我目前在课堂遇到的问题必须通过关注中小学教师的课堂,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我想应该再做些什么,与她们贴得更近,走得更远。于是,工作坊之后我建立了新疆小学英语教师行动研究微信群,与老师们及时探讨教学科研中遇到的问题,商讨解决方案。

通过课堂和工作坊了解到学生的不易和教师的艰辛,促使我到南疆喀什地区对县乡村十一所中小学进行了走访,了解英语教学现状。在国家通用语言开始普及的前提下,县里开始解决英语教师结构性缺编的问题,从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召来一些英语教师,也从现有师资中挑选英语水平较高的老师来承担教学任务。但是由于刚刚开始,许多乡村小学英语课程无法开设。在一所村级小学,生物专业的语文老师会在每个学期抽时间给孩子们讲一下字母和简单的句子。在一所乡级中学,美术专业的老师尽全力在给孩子讲“There be”句型。看着她们在教室里带着学生大声朗读的样子,我莫名的感动。

在我们一路同行的队伍里,应该把南北疆中小学老师拉进来,因为她们也是我们外语教师大家庭里的一份子。正是因为有她们的努力,我们的学生离梦想的距离才能更近;只有中小学英语教学基础夯实了,我们在大学阶段的教学才能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在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之后,需要汇聚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帮助一线教师提升教学水平。目前正在招募有经验的外语教师通过云上备课室等方式共同备课,不容易,但是我想试一试。

在村子里住的时候,每天晚上有好几个小朋友都跑来找我学英语。每次调研回到工作队,他们都会在窗户外喊:“俊霞古丽老师,你快快地出来吧。”

第一节课,我问:“What’s your dream?你的梦想是什么?”

“俊霞古丽老师,什么是梦想呀?”

“梦想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想做老师。”“我想做医生。”“我想成为好妈妈。”

“Teacher, doctor, great mummy!”

于是,我让孩子们把梦想大声说出来,相互提问回答,记住彼此的梦想。最后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放入原来装糖果的瓶子中。

帮她们实现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吧。


我哪能挥手说再见?


回国时,我立下的志向是要成为一名有自己教育思想的人,用自己的所学所知去让身边的环境发生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援疆让我在为西部外语教育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慢慢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其中,有许多人在帮助我逐梦。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院领导专家教授对我提出的各项规划设想给予大力支持,在学校师资紧缺的情况下派出五位专家教授担任新疆大学“天山学者”学术带头人和主讲教师,通过智慧教室或在线教学平台远程讲授7门核心课程,开展线上线下讲座近40场。每一次的“没问题”“我愿意”都让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北外后方团队的有力支持,我在新疆工作才能信心满满。

新疆大学各级领导为我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解决我的后顾之忧。李辉老师已经在这里打下坚实基础。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对我的各种奇思妙想大力支持,成为我靠谱的团队,完成一次次急难险重任务。在每周近20学时的繁重任务下,每晚坚持在虚拟自习室打卡,陪伴三名老师考博成功。

援疆时间到了,但是援疆任务没有结束。还有那么多老师和同学的梦想没有实现,我哪能挥手说再见?



(文章来源:新疆大学主页—校园经纬)

 

网站声明:转载或引用本文,须注明本文出处,违者必究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666号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